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6

      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:孙皓晖

    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6

    在三家攻赵期间,早期纵横家张孟谈秘密游说魏、韩两家,使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——魏、韩两家突然转身与赵氏结盟,魏赵韩三家合力,攻灭了势力最大的知氏集团,三分其土地人口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,知氏被攻灭后,其后裔与残存的人口都逃到了相邻的秦国。这是后来的魏国首先对秦国发动大国攻势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经此决定性事变,魏、赵、韩三家正式立定根基,无论是实力,无论是政权形式,都具备了立国基础。这一事变的直接结果是,晋国在事实上已经被肢解,天下最大的诸侯晋国,已经被三个巨大的新兴集团取代了。此后,晋国公室虽然还以国君的名义残存了一段时间,但是,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。

    由于三晋集团的强势崛起,也由于这三家地处中原,更迫近周室王畿。公元前403年,周王室被迫承认了魏、赵、韩三家为正式诸侯。此时,崛起更早的齐国田氏,还争取不到这个政治加冠礼,还是以私家势力集团的形式存在着。16年之后,魏武侯与田氏领袖田和会盟于浊泽(今河南禹县地带),田氏请求魏国代为申请诸侯国资格。魏武侯履行诺言,此后立即向周王室提出了齐国田氏的要求。于是,在次年,也就是公元前386年,齐国也被承认为正式诸侯国,完成了政治加冠礼。

    魏、赵、韩、齐四家完成政治加冠礼,宣告了战国时代的正式开始。

    2 政策并进:战国初期的大国新战争

    战国时代一开始,天下竞争格局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    最主要的方面,是大国吞并小诸侯的战争不再成为主流,转入了以大国对大国为主,以大国吞灭中等诸侯国为辅的大型的持久的战争。所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化,起因点是中原腹地的“三晋”国家集团,率先发动了大国之间的连续战争。

    所谓三晋,就是魏、赵、韩三大新兴诸侯国。因为同出晋国,当时天下称之为“三晋”。在崛起初期,这三个新兴国家之间尚保持着相对牢固的政治同盟,其在实际活动中体现出的行动原则是:互不开战,各自对外,对主要大国的攻势则联合行动。从当代理念看,战国初期的魏、赵、韩三国,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国家集团。正是他们首先发动的对大国的攻势,引发了连绵不断的大型战争,使天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    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,至公元前403年魏赵韩成为正式诸侯国,这五十年之内的战争,掀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,为后来的大国战争开拓了新模式。让我们简单罗列一下这五十年之内的主要战争吧——

    公元前447年,楚国攻灭中等诸侯蔡国。

    公元前445年,楚国攻灭中等诸侯杞国,扩张到北方的泗水流域。

    公元前444年,秦国第一次攻灭义渠,俘其国君。

    公元前439年,魏军进入秦国河西,修筑少梁城。魏氏势力第一次对秦行动。

    公元前431年,楚国攻灭中等诸侯莒国。

    公元前430年,义渠再度复国,攻入秦国腹地。

    公元前423年,韩氏攻打郑国,杀其国君郑幽公。三晋第一次对外大战。

    公元前422年,秦国攻魏,深入魏氏腹地阳狐。

    公元前419年至418年,魏氏再次进入河西,再筑少梁城,与秦国发生激战。

    公元前417年,魏氏再筑少梁城,在秦国河西占据第一块根基。

    公元前413年,魏军攻秦东部,大败秦军于华山地带。

    公元前413年,田氏齐国大举攻魏,大败魏军;

    同年,楚国大举进攻魏氏南部,魏军再度战败。

    公元前412年,魏军攻秦河西,夺取繁庞城(今陕西韩城以南地带)。

    同年,田齐大军进攻鲁国,夺取两城。

    公元前409年,魏军再度进攻秦国河西,修筑两城,秦军战败。

    公元前408年,韩军攻郑国,夺取雍丘地带。

    同年,魏军大举攻秦,夺取全部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。

    公元前407年,田齐进攻卫国,夺取贯丘地带(今山东曹县地带)。

    同年,郑国攻韩,韩军战败。

    公元前406年,魏军以乐羊为将,攻灭中等诸侯中山国。

    公元前405年,魏、赵、韩三军大举攻齐,大败齐军,斩首三万,俘获战车两千辆。

    公元前404年,魏、赵、韩三军再度攻打齐国,深入齐国长城之内,夺取财货无数。

    公元前400年,魏、赵、韩三军联合攻楚,深入楚国腹地,夺取财货无数。

    在这五十年之中,前边的五次战争,楚国攻灭三个中等诸侯国是主流。但是,此后的二十余场战争,都是以三晋国家集团发动的大国战争为主流的。

    三晋集团的战争,主要以魏国发动的连续战争为轴心。当时魏国的对外战争,主要是三个方向:其一,对秦国河西与东部腹地的攻势战争;其二,攻灭中等诸侯国的战争;其三,联合赵韩两国对主要大国发动的攻势战争。从这三个方面看,魏国无疑是战国初期的第一个超强大国,其军事行动充满了蓬勃的朝气,其战争方式具有崭新的特点。

    这三个以推行新政为根基的新兴大国,对天下诸侯群发动的攻势战争,其出发点已经明显超越了单纯的土地扩张。他们在能够稳定占据的新国土上推行新的私田经济,吸引民众移居新兴国家,实行法律公开,鼓励自由商业活动。凡此等等,在当时都是大大有利于社会进步的。这种全新的携带着新政策推行的战争,是前所未有的战争方式,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几乎是战无不胜的效果。

    史料记载:吴起在魏国为军事统帅期间,对天下诸侯大小74战,只有两战打平,其余72场战争都获得了胜利。究其原因,这不仅仅是吴起的军事天才,更重要的原因,是战国初期魏国新政对天下人心构成的巨大吸引力。说到底,是新文明的魅力,使这种新的战争形式具有了难以抵抗的力量。

    魏国的巨大变化,是在魏文侯时期开始,也是在魏文侯时期完成的。

    3 变法直接动因:魏氏大国战争的失败

    公元前445年,魏氏领袖魏桓子病逝,魏斯继承权力。这个魏斯,就是魏文侯。魏文侯究竟是魏桓子的儿子,还是孙子,我们无须做细致的考订。“文侯”,究竟是魏斯的另一个名号,还是后来的谥号,我们也无须计较。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,公元前396年病逝,领袖魏国五十年,是战国之世在位最长的君主之一。我们的关注点,是魏氏集团如何在魏文侯之世实现了强大的崛起,并成为战国第一超强大国的。依据史实,魏文侯执政的五十年,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

    第一阶段,是魏文侯前期的扩张战争。

    魏文侯即位的第六年,就开始了对外战争。与当时战争的普遍方式不同,魏文侯没有从攻灭小诸侯开始,也没有像楚国那样将重点放在攻灭中等诸侯国上,而是直接对准大国发动攻势。这个大国,还不是寻常大国,而是以战功立国且具有浓厚尚武精神的秦国。在当时,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战争计划,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新的思维方式。从实际方面说,魏氏领地与秦国全面接壤,若能战而胜之,其实际所得将是非常巨大的。若能吞灭秦国,则当时的魏氏便可一举成为对天下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级强国。这时,虽然距离“远交近攻”战略原则的提出还有将近二百年。但是,历史提供的战争智慧,已经使魏氏集团在事实上奉行这一原则了。

    最先的对秦行动,魏文侯集团是谨慎的。

    依据《史记》,魏军最早的对秦行动,是魏文侯六年在秦国河西少梁地带的筑城行动。当时的秦国忙于对义渠国的攻防战争,并没有对魏军的行动作出及时反应。于是,魏文侯十三年,魏军以魏文侯儿子魏击为统帅,正式攻秦河西地区,包围了庞、繁两城,将两城民众全数迁徙到了魏地。魏文侯十六年,魏军再次攻秦河西,还新修筑了一座元里城。魏文侯十七年,魏击第三次攻秦河西,修筑了雒阴、合阳两城。

    但是,这三次攻秦,战争规模都不大。

    在魏文侯二十四年,秦国秦灵公在位,对魏国发动了巨大的攻势战争,一直打到魏国腹地的阳狐地带,秦军获得了相当大的胜利。自此,两国的连绵大战正式开始。三年后,魏军连续两年大举反攻,在少梁与秦军激战,双方未见明显的大胜或大败。实际上,这时魏国的对秦扩张,已经遇到了秦国的巨大抵抗。

    此后,魏军又在另外两个方向连续遭遇两次大败:一次败给楚国,一次败给齐国。虽然,这一阶段的魏军也有重大的胜利,而且被周王室承认为正式诸侯国,完成了政治加冠仪式。但是,军事上的接连失败,大国战争的受阻,实际上意味着魏国实力的不足。这是任何虚荣的光环所不能遮掩的。

    4 魏文侯李悝变法

    战争失利的现实,使魏文侯君臣开始形成了另外一种判断。魏国的实力虽然强大了,但还不能算超强。对于楚国、齐国、秦国这样的大国,魏国还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。最根本的原因,是自身实力还没有达到足够的雄厚程度。历史逻辑的展现是,战国时代第一场伟大的变法运动,随后在魏国适时地发生了。

    作为战国第一波变法浪潮的发轫者,魏国变法的动因,绝不仅仅是军事失利。其时,正当魏、赵、韩三家完成了政治加冠礼,成为正式诸侯国。魏、赵、韩三家的老一代领袖都很快谢世了,魏国是魏文侯继位,赵国是赵桓子继位,韩国是韩武子继位。魏、赵、韩三家的成长历史,就是晋国六家新兴势力联手对抗旧势力,同时又是新势力之间相互攻灭的历史,这一点天下共知。而今三家分晋,天下大势已经很明白:像魏、赵、韩这样已经站稳根基的新兴大国,其能否继续成长壮大,最要害的威胁已经不是旧势力,而是新兴势力之间的竞争,以及其他正在扩张的大国。

    依据魏文侯政治行动的逻辑,魏斯在当国二十余年之后,对大形势的判断是非常清楚的。这种判断可以归结为:魏氏集团要继续强大,要在大国战争中取得军事进攻的绝对优势,就要进行全面的变法,以寻求新的历史出路。

    (1)魏文侯的“尊贤”政策

    作为战国初期最有作为的君主,变法之前的魏文侯已经有了“尊贤”的盛名。

    在弟弟魏成子的推荐下,魏文侯搜求到了三个颇负盛名的儒家大师——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魏文侯将这三人都拜为自己的老师,经常向他们请教学问与为政之道。从本质上说,这是一个矛盾现象——新兴集团的领袖自觉地以守旧思想家为老师,并以种种形式彰显对他们的尊重,但是,却从来没有委派过这些大师以任何的实际职务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。然而,只要我们从当时社会实际的需要全面地看,从政治行为的战略需要看,就完全不难看出其中原因。

    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,在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等基本方面,是主张全面复古的,是不受新兴势力欢迎的。但是,儒家主张“为政以仁”、“苛政猛于虎”等政治理念,在客观上也批评了新政的某些重大缺陷,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。这是早期儒家所以成为天下显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此之时,一个有作为、有见识的新型政治领袖,自觉地拜儒家名士为老师,其目标绝非是要实现礼治复古与井田复古,而是要彰显其政治道德的境界。就其实际目标来说,就是要向天下宣示一种强烈的诉求:新政也要遵奉仁政理念,也要善待人民。两百余年之后,秦始皇统一中国,其开始阶段也将孔子的第七代孙孔鲋拜为“文通君”,在中央政权得享高爵。秦始皇与魏文侯的政治目标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这里说及魏文侯的儒家之师,目的是要说明,看待文明转折时期大政治家的作为,不能仅仅被其所宣示的个别现象所左右,而是要看其实际作为,看其政策的历史方向。不能因为魏文侯拜儒家名士为师,便断定魏文侯是一个混乱的矛盾体,更不能由此判定魏文侯是要推行复古主张。

    在遵奉儒家大师的同时,魏文侯也广招实干能才,任用他们为治国、治军、治理地方的大员,构成了强大的政权骨干群。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:大臣翟璜与大臣李克关于魏文侯遴选丞相有一场辩论,颇能说明问题。

    请注意,这个李克,被部分史学家误认作李悝。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认为,李克、李悝是两个人。李悝是法家创始人,李克则是当时的儒家名士。在这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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